“密使一号”吴石将军，是个受到大家敬重的革命烈士，1973年被追认为革命英烈。照理说，作为烈士的家属，他的妻子王碧奎本应该回到大陆，和长子吴韶成、长女吴兰成团聚，还能享受一些应得的优惠待遇。不过，让人搞不懂的是，自从1949年随夫去台后，即使丈夫声名恢复，王碧奎一直到1993年去世，似乎都没有再回过大陆。她的晚年还远渡重洋，去了语言不通、环境陌生的美国，靠着小儿子一家生活。
谁能料到，这位老人“不回”的背后，根本不是对故土的冷漠，而是满心藏着说不出的委屈和无奈。1950年，吴石将军遭国民党当局枪决，这一变故像晴天霹雳一样狠狠砸在这个家庭：王碧奎当即被投入监狱，16岁的女儿吴学成以及7岁的小儿子吴健成被赶出了国防部宿舍，拖着单薄的行李在台北的街头流离失所，饿了就捡别人扔的饭团，冷了就蜷缩在桥洞下，一家人相依为命。
谁也没想到，在家庭最黑暗的那段日子里，陈诚竟然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出手相帮。那个时候，陈诚虽然身居国民党核心位置，但一直记挂着吴石的军事才能和为人。得知他家人遭遇困境后，他偷偷动用自己的影响力，为王碧奎保释，才让她在狱中待了7个月后得以出来。更难能可贵的是，为了不让“吴石家属”的身份惹麻烦，陈诚特意用“陈明德”这个名字，把钱暗中支持吴学成、吴健成的生活和学业，特别是对小吴健成特别照顾，帮他一路走到学业完成。
出狱以后，王碧奎虽然重新得自由，可那“叛乱犯家属”的标签一直跟着她，无论走到哪里，监视的目光都没放松过。找工作简直难如登天，只能靠帮人缝缝补补、洗洗衣服，勉强糊口。吴学成看着母亲每天辛苦操劳，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偷偷把书包放下，辍学去打工，放弃了自己热爱的钢琴梦想。每天，他背着工具箱在街头擦皮鞋、送货，手上的老茧越包越厚，不断提醒着他曾经的艰辛。
19岁那年，吴学成看到弟弟吴健成努力学习，却面临被迫辍学，她咬紧牙关答应了一位退伍老兵的求婚——对方比她大16岁，家庭条件平平，唯一的承诺就是帮吴健成继续念书。婚礼当天没什么热闹的仪式也没有祝福，王碧奎抱着女儿，眼圈都红了。她心里清楚，女儿的未来，是用自己的一辈子换来得，让弟弟能坚持读书。而在这段路走得艰难时，总有个叫“陈明德”的匿名好心人在背后默默资助，帮他们熬过了最难的那些岁月。
更让人揪心的是，他们连悼念吴石的权利都没有。王碧奎偷偷藏了一张吴石的一寸照片，缝在贴身衣兜里，只有夜深人静时才会拿出来，用袖口轻轻擦拭上面的灰尘。有一次，小儿子无意中叫了声“爸爸”，把她吓得赶紧捂住孩子的嘴，抱着他躲在床底下发抖，等确认窗外没有监视的人动静，她才敢出来。
1973年，从大陆传出了吴石被追认烈士的消息，是一位香港亲戚辗转带来的一份报纸剪贴。王碧奎坐在昏暗的小屋里，靠着煤油灯反复阅读那份报纸，泪水湿透了纸张，哭到深夜，连声音都变得哽咽。她其实并不想错过回大陆看望长子长女的机会，可是当时两岸就像隔着万座大山，一封家信要绕过大半个地球才能抵达，跨海峡探亲，更是一种奢望。
而且，台湾当局对她的监控一直没松懈，特务甚至会翻她家的垃圾桶。王碧奎心里很清楚，自己可是重点“照顾”的对象，一旦露出想回大陆的心思，小儿子和女儿可能就会招惹麻烦——长子长女都在大陆过得安稳，她在台湾的这两个孩子是她唯一的命根子，赌不起也输不起。
1977年，吴健成没有辜负姐姐的牺牲和“陈明德”的资助，凭借出色的成绩拿到奖学金，远赴美国求学。临别时，他抱着母亲的腿许诺：“妈，等我站稳脚跟，一定带你和姐姐过去。”到了1980年，吴健成在洛杉矶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后，第一时间申请签证，把王碧奎接到了美国，让她终于告别了多年的监控和恐惧。
1981年，全家终于迎来了团聚的时刻：大陆的长子长女带着孙辈飞过来，女儿吴学成也从台湾赶到，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久违的相聚让大家都激动得流泪，紧紧握着彼此的手不愿放开。在洛杉矶的日子里，王碧奎经常给孙辈讲吴石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说：“你们的爷爷可是为国奉献的伟大英雄。”
每到深夜静悄悄，她总会坐在窗边，看着大陆的方向出神，手里紧握着长子寄来的家乡茶叶，泪水顺着满脸的皱纹流下来。她还特别叮嘱孩子们：“我走了以后，一定要和你爸爸合葬，哪怕不能回到大陆，也要和他长眠在一起。”这份跨越生死的牵挂，载满了她对丈夫最深的思念。
到了80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的时候，大陆的孩子们多次写信催她回去，还说房子已经整理妥当，特意请了保姆照料她。但王碧奎早已八旬高龄，长久的贫困、牢狱之苦以及精神上的折磨，把身体折腾得不堪一击。她的高血压和关节炎都找上门来，走路都得拄着拐杖，一动就喘得很厉害。
她其实不是不想回去，只是年轻时没有那个机会，到了年纪又没有了力气。时代的鸿沟、现实的束缚，再加上对儿女的牵挂，让她一辈子都与故土分隔开来。这位默默忍耐一辈子的老人，用那瘦弱的肩膀扛起了家里的所有苦难，用沉默保卫着丈夫的荣誉，也守护着对故乡那份深沉的感情。她的“不回”，绝对不是背叛，而是另外一种满含血泪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