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2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爆发了。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第19兵团因为一些指挥失误，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其下属的64军和65军损失巨大，几乎元气大伤。根据兵团的军史和战后检讨，64军和65军的伤亡超过了一万人。
19兵团原来属于华北兵团。平津战役后，19兵团被编入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指挥，解放了整个大西北。彭德怀指示19兵团“安心扎根，开发建设大西北”，从而将士兵变为农民，实行军垦政策。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19兵团还派兵去贺兰山剿灭匪徒，与马家军的残部进行了长时间的战斗。
1950年10月5日，部队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的紧急电报，要求第19兵团必须在12月5日之前赶到兖州和藤县地区，做好随时前往朝鲜作战的准备。
1951年2月3日，兵团从兖州出发，直奔朝鲜。到了1951年4月，彭德怀策划发动第五次战役，而作为生力军的19兵团被赋予重任。杨得志说：
我们的任务是突破美军第八集团军的防线，从右侧发起攻击，然后向左方绕到敌人背后。63军作为先锋部队，要迅速进入绀岳山地区，切断29旅和美军第三师之间的联系。主力部队则要尽快向西南方向推进，与65军紧密合作。
随后，杨得志将军又对64军的军长曾思玉下了命令：
“64军，你们的任务是从高浪浦里强行渡过临津江，然后迅速向议政府地区深入，一定要准确到位。你们要像一把尖刀一样，直插敌人心脏，切断敌军的退路。曾军长，你听清楚了吗？”
曾思玉坚定地说：“我一定完成任务。”
接着，杨得志又对65军的肖应棠军长说：“65军，你们作为第二梯队，从新岱和戎滩浦地区过临津江，要紧密配合63军，共同消灭临津江对岸的敌人！”
肖应棠大声说：“明白了。”
杨得志的布置很周密，但到了战场上，执行时却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4月22日这天是周日，战场显得格外宁静。美军还在临津江进行了一场摩托艇竞赛，玩得非常开心。
忽然，临津江北面的我军阵地响起了万炮齐发的轰鸣，密集的炮弹就像一条条火龙般扑向敌人的阵地。临津江的水柱像海啸般汹涌，南岸的山峦和天空红光闪闪，把原本昏黄的天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临津江虽然没有长江黄河那样壮观，但也算是宽阔无边。它大约有百米宽，是朝鲜中部的一条重要河流。临津江的水不算深，最浅的地方只有腰部那么深，江底已经被美军布置了铁丝网。在临津江的南边，美军建立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他们的火力能够完全覆盖整个江面和对岸的关键点以及道路。
在炮火准备还未结束时，杨得志命令64军，首要任务是攻占美军的关键防御点，并占领江桥。接着，要突破临津江，不惜一切代价从对岸英军第29旅和美军第三师的结合部插入，切断这两支部队的联系，直奔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首先消灭英29旅和韩军第一师，然后与中央集团合作，围歼美军第24师和25师。
这是一个宏伟的战略计划，按照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安排，已经换装了苏联武器的第3兵团和第19兵团，将作为最后的重拳打击美军。在这次战斗中，我军的目标是消灭2到3个美军师，从而彻底结束朝鲜战争。
我们部队的官兵上下都很乐观。在之前的三次战斗中，仅凭各种来源的武器就把美军打得狼狈不堪，现在装备了苏联的“水连珠”和122毫米榴弹炮，士气更加高涨。部队里流行着“一条路走到底”的说法，意思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一鼓作气解决掉美国人，然后大家就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了。
正是这种浮躁的氛围和对敌人的低估，使得我们在第五次战役中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尤其是19兵团的损失最为严重。
64军遇到的敌人是韩军第一师，这是一支由后来被称为“荣誉元帅”的白善烨指挥的部队。和其他一触即溃的韩军不同，第一师还能和我们军稍微打上几招。然而，在第三次战役中，我军的第39军116师仅用了15分钟就突破了第一师的防线，打得白善烨几乎要自杀。因此，64军的官兵都很乐观，认为区区伪军哪里是华北兵团的对手？
在战役组织上，64军做得不够细致。在第三次战役中，116师花了十多天的时间进行战术侦查，对敌人的每一个火力点都了如指掌。因此，我军仅用了几分钟的炮火准备，就让韩一师的所有碉堡全部被摧毁。然而，64军却没有这样做，各项准备也不太充足。
当曾思玉将军接到冲锋的命令时，他的部队还没有到达冲锋的位置。于是他紧急给杨得志发了一条消息：“64军还没有进入冲锋的起点，炮兵还在调整位置，没准备好，现在就发动冲锋合适吗？是不是晚一天比较好？”
杨得志回答说：“这涉及整体大局，我们就不要再提意见了。”
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杨迪后来回忆道：“你（曾思玉）曾给杨司令打过电话，请求多一天的准备时间。他能向彭总报告吗？因为大家都向彭总保证过，拍过胸脯的。”
当时战场形势紧张，如果64军再晚一天进攻，可能会暴露旁边兄弟部队的侧翼。箭已经搭在弦上，不得不发射了。
曾思玉只好闷着头开车前往第一线师的阵地，结果发现该师距离冲击阵地还有30里。曾思玉脸色一沉：“部队立即跑步前进。”
根据军长的严格命令，全体士兵快速奔向临津江。当我们赶到时，个个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尽管大家都很疲惫，但仍需对北岸的敌人发起进攻。
通常，进攻敌人时需要先进行炮火准备。但之前已经说过，在64军到达指定位置前，我们的炮兵已经开始炮击，并且已经到了扩展射击的阶段。这意味着64军在步兵和炮兵的配合上出了大问题。炮击早就结束了，但进攻还没开始。这也为64军后来的不幸结局埋下了隐患。
不久，64军的191师和192师作为先锋部队，向对岸发起了攻击。他们迅速清除了江北的美军据点，其中191师的571团4连占领了临津江桥头，击退了一个连的守军。主力部队在午夜时分全部过了江，占领了弥陀寺次峰北山。而572团过江时，因为江水突然上涨，导致200多人不幸遇难，但最终还是成功渡过了临津江。
虽然我军先头部队已经过了江，但战斗才刚刚开始。经过李奇微的整顿，美军已经不是第三次战役时那种慌乱的部队了。美军对我军的战术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们派出装甲部队，在陆地上用坦克形成了封锁线。以坦克为掩护，韩军第一师不仅没有溃败，反而向我军滩头阵地发动了反复的冲击。因此，我军被死死地压制在了临津江滩头。敌军坦克每发射一发炮弹，就能让十多个志愿军战士牺牲。部队冲锋太密集、太集中了，即使掌握了三三制原则，也施展不开。
担任分割穿插任务的64军，竟然被相对弱小的韩军缠住了。就在这时，美军的远程火炮和战机纷纷赶来，将地面炸得一团火海，志愿军战士损失惨重。
据说64军在进攻时遇到了困难，无法迅速突破敌方阵地。彭德怀将军给杨得志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即督促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攻破敌方防线。杨得志心急如焚，因为第19兵团是他老上级彭总的部队，他对这支部队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于是他立刻给曾思玉打了电话。
“曾军长，你得用主力部队牵制美军，派小部队突破，向纵深推进！”
紧接着，他指挥预备队中的65军两个师参战，协助64军实施分割包围策略。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杨得志的指挥方法值得讨论。临津江南岸的地方连一个师都难以展开，更别提挤下五个师了。这种集团冲锋的战术对付马家军和胡宗南的部队可能有效，但用来对付美军简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19兵团长期与傅作义、阎锡山、马步芳这样的杂牌军作战，甚至没有真正与装备精良的美军交过手。如果用对付国民党杂牌军的方式来对抗美军和装备了美式武器的韩军，将会付出巨大的人员伤亡代价。
在敌军猛烈的炮击下，前方部队的电台被打坏了。曾思玉心里非常着急，立即命令炮兵31团压制美军。然而由于美军的轰炸，拥有苏式重炮的31团迟迟无法占领阵地。曾思玉没办法，只好用军属大炮开火。但是军内炮兵射程短，炮弹又少，根本起不到压制作用。
然而，190师的569团、568团以及军侦察队依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成功潜入了麻里山和车后里的几个小村子。569团副团长李振堂带着3营抵达了议政府南边的道峰山。经过激烈的战斗，3营的战士们个个都受了伤。还没来得及休息，美军就投放了大量的照明弹，把3营的阵地照得如同白天，战士们完全暴露，伤亡惨重。即便如此，战士们依然英勇奋战。他们的勇气让曾思玉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到25日下午四点，64军的191师和192师还是没能攻下敌人的防线。彭德怀得知后，问杨得志：“为啥不去长坡里和高士洞绕道进攻呢？”
杨得志说：“64军遇到了困难，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彭德怀一听就生气了：“遇到阻碍？你们要是今晚完不成任务，不管是谁，职位多高，一律严惩。”说完，他猛地挂掉了电话。
杨得志没有办法，只能冒险把指挥部往前移，亲自指挥64军和65军突破敌人的防线。但是，人是无法与钢铁对抗的。不管杨得志怎么催促，我们的军队始终无法突破敌人用密集火力织成的防线。
战场上空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仿佛天空被戳了一个大洞。道路变得泥泞不堪，志愿军的战士们在泥泞中艰难前行。5个师，共6万多名士兵挤在20平方公里的狭窄地带，进退两难。
背水一战是军事上的大忌。大雨之后，河水肯定会涨，那时整个部队都有可能遭受重创。杨得志非常焦急，他立刻发出指令：
我们的主要部队现在位于江南的一个狭小地带，背后是水，如果再不主动出击，就会有危险……六十四军的各师如果不能迅速到达指定地点完成任务，将面临纪律的处罚。
杨得志的话之所以严厉，是因为他非常关心战士们的安全，希望他们在炮火中能够生存下来，杀出一条血路。然而，尽管精神很重要，但如果武器差距太大，也很难赢得战争。革命纪律的制裁，也无法减轻敌人的炮火分毫。
美军的炮火有多猛烈？敌人每个连平均一个小时发射3666发炮弹，平均每门炮发射600发，把炮管都打红了。密集的火网形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临津江南岸成为了一片血肉磨坊。而韩一师的炮火也不甘示弱，他们反复突击，使我军好不容易占领的阵地反复易手。
在临津江边，血流成河，但志愿军其他地区的战事还比较顺利。美第八集团军和韩军在我军猛烈的突击下，已经出现了多个缺口，面临被分割包围的危险。于是，范弗利特命令部队后撤，并沿着“堪萨斯线”重建防线。
于是，守在临津江边的韩1师和英军第29旅开始边打边退。为了扭转局面，64军在多个地方突破敌人的防线，最终占领了汶山、法院里、葛谷里、中牌里和七峰山一带。不过，他们也损失了三天时间，错失了最佳战机，敌军因此没有受到致命打击。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志愿军总部写了一封责问信，信中提到64军没有按时到达议政府以南。杨得志拿着这封信到了64军军部，曾思玉向他汇报了整个战役的情况。执行穿插任务的两个师对这种战术掌握得不够好，战前准备也不充分。在穿插过程中，突破不够坚决，在阵地上犹豫不决，错过了机会。曾思玉主动承担了责任。
杨得志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他有责任。他决定给569团3营授予“道峰山英雄营”的称号，给军侦察连授予“道峰山侦察支队”的称号；同时，给在佛国山坚守了7天的65军195师583团9连授予“佛国山大功连”的称号。
赏罚分明是维持军队纪律的关键。为了严肃军纪，决定对191师和192师的师长及政委谢正荣、罗立斌、何友发和张星烂进行降级处分，并让他们回国接受批评。这四位军政干部在国内战争中立下了不少功劳，都是优秀的革命军人，否则也不会有这么高的职位。然而，在现代战争中，他们也暴露了一些不足。兵团政委李志民感叹道：“这真是令人痛心的决定，就像挥泪斩马谡一样。如果不赏罚分明，就无法保证军纪的严肃性和未来的战斗胜利。”
关于临津江战役中64军和65军的损失，说法不一。有的说伤亡了几千人，有的则说是上万人。还有些自媒体声称这两个军全部损失了。
根据《第19兵团作战检讨》中的记录，1951年5月24日这一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部有如下记载：
在战役的第一阶段，经过连续7天的激烈战斗，成功消灭了大约5000名敌人，但我们也付出了超过1万人的代价。
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19兵团的三个军总共损失了一万多人。其中，63军进展顺利，消灭了一个英军的王牌营，伤亡不大。因此，19兵团的主要伤亡集中在临津江战斗中。所以，所有的军史都称这次战斗是一次“惨痛的教训”。
因为伤亡太大，第19兵团在第二阶段的战斗没啥进展。因为元气受损严重，他们无法保护180师的侧翼，导致180师遭受重创。在后来的铁原战役中，19兵团唯一完好的63军也被打残了。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从毛泽东发给总部的电报中可以看出，第19兵团的损失相当大。1951年6月1日，毛泽东给总部发电报说：
"第19兵团的主要力量应该继续在前线战斗，而一些受损的部队需要撤到后方进行修复和补充。根据志司5月27日的新兵分配计划，第19兵团得到了5万多名新兵，而第3兵团只有几千名新兵……"
第19集团军需要补充的新兵竟然达到了5万多人，这说明他们的伤亡情况非常严重。
6月11日，毛泽东给志司发电，要求迅速补充三兵团和十九兵团，使每个军达到四万五千人，并且要有足够的训练。
很明显，第19兵团不仅伤亡人数多，而且失去了很多战斗精英，要不然毛主席也不会特别提到需要“有一定训练”的人员了。
那么，为什么64军和65军会遭受如此大的损失呢？
美军的实力增强了，这可以从李奇微的整改看出。之前几次战役中，美军是败军之师，但经过整改后，他们变成了顽固的敌人。美军在部署上齐头并进，没有空袭，这给我军的穿插渗透造成了很大的麻烦。美军对我的进攻早有准备。
从心里感觉来说，志愿军行动得太快了。彭德怀急着开始第五次战役，是因为他通过观察“联合国军”的各种举动，推测敌人可能在我们侧后方登陆，重现类似“仁川登陆”的情况。所以才发起第五次战役，把敌人的主要力量吸引到正面，避免陷入前后夹击的困境。
在战役准备方面，我们做得不够细致。作为第二批投入的19兵团，对敌方情况和地形还不太了解，尤其是对美军的战术不够熟悉，战术准备不足，弹药储备也不充分，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作战效果。
在第一次与美韩联军的交手中，十九兵团还像国内战争一样，用的是死打硬拼的战术。但事实证明，这种波浪式的集团攻击对现代化军队来说毫无作用。64军和65军的经历虽然非常悲痛，但也正是我们这支年轻部队必须付出的学费。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