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与张治中在延安机场的珍贵合影）
毛注重节俭。
毛泽东入住中南海菊香书屋后，尽管屋舍略显陈旧，但院中柏树洒下的斑驳光影，与古建筑翘起的飞檐相得益彰，营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意境。然而，这样的景致却也使得毛泽东的居所和办公室显得有些昏暗，阳光难以充分照射。尤其在秋末至冬春交替之际，即便是在白天，也必须依赖灯光来辅助照明。毛泽东的办公室宽敞而开阔，其面积几乎可以与舞厅相媲美。尽管家具并非时尚新颖，却极为实用。卧室内南北两侧墙壁各安装了四扇大玻璃窗，均用黑布与紫红色线绒窗帘双层遮挡，使得室内光线昏暗，日夜几乎难以区分。
毛泽东出身于农门，一生秉持节俭之风，其居所虽简约却宽敞舒适。在菊香书屋的岁月里，他仅对房屋进行了必要的修缮，之后的十几年间，书屋保持着原貌，未曾改变。鉴于北方冬季供暖的迫切需求，菊香书屋最初采用的是地炉取暖，然而由于年久失修，火道不畅，卫士们便建议安装锅炉和暖气片。在挑选锅炉房的位置时，众人反复权衡利弊，最终决定在毛泽东办公室附近的空地上建设。不久，一座小型的锅炉房便竣工落成。为了确保安全，特别指派了责任心极强的卫士负责锅炉的日常操作。
“我们进入北京，切不可效仿李自成。”在生活的诸多方面，他都始终秉持这一信念。
丰泽园的入口大门及其门柱的油漆，仅是中共中央迁入前一时敷衍之举，涂抹的漆面不久便出现了多处脱落，更有甚者，部分柱角已露出了内部的麻筋。眼见工人正搭建脚手架，准备对这里进行重新粉饰，毛泽东却立即制止道：“请转告行政部门，此处无需刷新油漆，待几年之后再行修缮。我的居所不必与公共场合相提并论，既不必耗费过多，亦无需装饰得过于华丽……”
将中南海花园改为菜园。
毛泽东虽不偏爱豪华的居所，却对生活环境持有独到的审美情趣。他更倾向于将庭院改造成菜园，种满蔬菜而非花木，甚至将院中的花盆移除，改种蔬菜。搬入菊香书屋后，他将繁花似锦的盆栽花卉一一撤去，只在庭院的十字路口安置了一对常青的棕榈树和一对结实的无花果树。这或许也映射出他内心深处对农家生活的深深眷恋。
“切莫拔除，切莫伤害无辜的生命。”他对自然的绿色充满喜爱，流露出诗人般的情怀。此外，毛泽东对雪景亦情有独钟。每当冬日降雪，他目睹门外的雪景，便会立即阻止卫兵清扫。凝视着自家门前那片自然的雪景，他总会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兴奋。
毛泽东对往昔岁月怀有深厚的感情，尽管他始终致力于推动社会的持续变革，但对于个人生活中的物品，他却始终难以放手。因此，菊香书屋的摆设历经岁月流转，依旧保持着当年的风貌。直至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地，丰泽园对外开放，那些曾在此服务的卫士们参观后，无不感慨万分，认为其与毛泽东入城时的景象相比，变化并不明显。
在毛泽东的办公室深处，西侧的窗下，摆放着一款东西走向的长形写字台，与相邻的窗户巧妙地勾勒出一个丁字形的布局。写字台上铺陈着一块深绿色的绒布，其上覆盖着一层与桌面尺寸相匹配的厚实玻璃。写字台的西端堆满了待审阅的文件，而桌子中央前方则井然有序地陈列着文房四宝。办公用纸则妥善地安放在文件堆的近旁。紧邻办公桌的中央位置，摆放着一个略显陈旧的铁皮铅笔盒，其外观类似小学生常用的款式，表面已经褪去油漆。盒内装载着十余支长短不一、硬度适中的铅笔。毛泽东在平日里撰写文稿时，偏爱使用毛笔，而在批改文件时，则更偏爱铅笔。尤其是在他的晚年，由于手部颤抖，使用毛笔变得较为困难，因此他更倾向于使用铅笔。
于办公桌与南侧墙面之间，摆放着一把岁月痕迹斑驳的转椅，那是毛泽东日常办公的专用座椅。办公室的东侧墙面，无窗而立，沿着其纵向延伸，南北方向铺设了一张长沙发。沙发前方，一张玻璃桌面茶几静置其中，其两侧各置一南一北的单人沙发，它们环抱茶几，构成了一处专用于接待贵宾的区域。每当周恩来等领导人莅临，毛泽东常只轻声一点：“请坐。”他们便不假思索地挑选这一排沙发，在此展开深入的商谈。
选木板床，弃席梦思。
毛泽东的住处，最令人瞩目的当属那间宽敞的木质卧榻，它坐落在寝室的正中央。从他对床铺的细致考究，便能窥见一斑。他曾言：“人生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床上度过，我或许更多，因此床榻的舒适性至关重要。”此话并非单指睡眠时间的长短，实则他的睡眠时间相较于常人约短一半。尽管如此，他仍养成了卧床阅读、批阅文件的习惯。因此，他特别强调床板需要“坚硬”、“凉爽”。在陕北，他难以适应火炕，无论是酷热还是严寒，他都会选择睡在门板上。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所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演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就有“上门板”一项，这一规定对于现今许多人或许难以理解。当时红军行军至何处，通常都会征用百姓的门板作为床铺，毛泽东也习惯了这种临时的床榻。
自全国解放以来，无论身处中南海的官邸，还是在各地巡视的途中，毛泽东始终偏爱木床，对其余柔软且有弹性的沙发床或席梦思则未曾有过偏爱。即便在两次访问苏联之际，他亦觉得软床并不称意。尤其是在1957年的苏联之行中，他更是特地携带着硬板床至莫斯科。夏日酷暑之时，他铺设在硬木床上的物件亦力求简约。一旦汗出如浆，他便在枕头下垫上几张旧报纸。这些报纸因汗水而潮湿、褶皱，年复一年，成为了他的常态。一个大国领袖的睡眠习惯，若今人提及，或许会感到难以置信。
此外，毛泽东还对床的尺寸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陕北的早期，他所居住的土炕宽敞得异乎寻常，只需将门板铺在炕上，便能形成一张相当宽敞的“床”。迁居中南海之后，毛泽东所使用的木床宽度达到了五尺，其面积几乎与一张标准双人床相当。床的内侧占据了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堆满了书籍；而他休息的区域，则仅占床外侧的三分之一。床外侧的床头和床尾各有一只床脚，用木头垫起，使得外侧的高度比内侧高出大约三寸。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这种设计旨在防止主席翻身时不慎掉落床下。毛泽东习惯于卧床阅读，卫士们戏言，若无书籍相伴，他难以入眠，不翻阅报纸和杂志则难以起身。
毛泽东在选择被褥方面，同样有着独到的品味。他并不青睐鸭绒或驼绒制品，对的确良布料也颇感不喜。他更偏爱棉布与棉花，对色调的淡雅尤为偏爱，被褥的内外均采用白布制作。枕头上则包裹着用白布包裹的麦皮，而睡衣与毛巾被更是经年累月地修补使用。自踏入中南海的那一刻起，毛泽东便一直沿用这些日常用品，直至生命的终点，未曾有过任何改变。
毛泽东拥有一块旧时的军毯，其珍贵程度非同小可，外出时亦随身携带。他习惯将这块毯子搭在床栏之上，下面垫上一个枕头，倚靠其上处理公事和批阅文件。宋庆龄得知毛泽东的这一习性后，便特意送给他一只高级的大枕头。毛泽东对宋庆龄怀有特殊的敬意，接受了这个枕头，在床上放置了一段时间，却终究觉得难以适应，于是让人将其收存于仓库。此后，他依旧将毯子搭在床栏上，下面垫着他那用白布包裹的荞麦皮枕头，并说道：“我已经习惯了，不想改变。”
将注重吃喝视为低级趣味。
毛泽东入住中南海后，生活简朴，衣饰饮食从未奢华。自1953年末至1962年末，他未曾添置过任何新衣。洗脸只用清水，从未沾染过香皂。若手上有墨迹或油渍，便用洗衣肥皂清洗。他不使用任何“霜”、“膏”、“油”等护肤用品，甚至连牙膏也不曾使用，只是使用牙粉。他曾表示：“我不排斥使用牙膏，既然生产出来，就应该使用，否则，生产有何意义？不过，牙粉同样适用。我在延安时就已习惯使用牙粉了。”
“太过珍贵，我难以启齿使用。”
在饮食习惯上，毛泽东的“土”味尤为突出。数十年来，他对茶水有着特别的偏爱。每当清晨醒来，他并不急于下床，而是先以湿毛巾轻轻擦拭面颊，接着便开始品茶，一边悠闲地啜饮，一边翻阅报纸，直到一个时辰后，才缓缓起身。除非有特别的事务，他每天都会遵循这一惯例。然而，毛泽东的饮茶方式颇具个性，他习惯用手指伸入杯中，将杯中剩余的茶叶取出，细细咀嚼后吞咽。即便茶叶更换数遍，他也会坚持将残余茶叶一粒不剩地吃光。这种习惯，无疑是他在幼年时期那段艰苦的农村生活中所形成的。尽管毛泽东的父亲在韶山算是较为富裕的农民，但与城中的富豪相比，与当地的豪绅相较，其生活条件仍相差甚远。
在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岁月里，毛泽东从未沉溺于美食的奢华，他的最高愿望不过是一碗香喷喷的红烧肉。即便在解放后，他依然坚守着这份简朴。毛泽东曾多次强调：“我们生活在世间，并非为了沉湎于物质享受，而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这才是人的本性，也是人与其他生灵的根本差异……”那些始终紧随他脚步的追随者们深知，在毛泽东面前，提及饮食或是流露出对美食的渴望，都将被他视为低级趣味，而非高尚人士应有的举止。
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对粗粮与蔬菜情有独钟，偶尔对野菜也颇为偏爱。即便是在入住中南海之后，他仍旧维持着这一饮食习惯。他偏爱红糙米，其中常常混有小米、黑豆或是芋头，这种习惯显然与战争年代的磨砺密切相关。在毛泽东的餐桌上，四菜一汤是常见的配置，其中两样必不可少的是一碟干辣子和一碟霉豆腐；而那汤，有时不过只是简单的涮盘水罢了。
按饿感进食
毛泽东鲜少在正式场合享用餐点。他向来不喜受限于俗套，不愿让自我特性遭受桎梏。投身于工作之际，他全然忘却了时间的流逝，用餐亦然，全凭腹中的饥饿感为指针。大多数情况下，他仅以两餐为度，偶尔甚至仅一顿即可。若是他连日辛勤劳作，用餐的次数或许会增至五至六次。他并不愿意在餐桌前正襟危坐，依旧保留着战时那种随意的饮食习惯。毛泽东的餐食总是随意而自然，一把炒熟的黄豆、几颗烤熟的地瓜，一缸麦片粥，甚至一盘野生的马齿苋，都能构成一顿丰盛的美食。
为了顺应毛泽东的日常生活习惯，卫士值班室特意添置了一台电炉，并准备了一个大号搪瓷缸。每当毛泽东感到饥饿或是进食的需求，卫士们便会启用电炉，在搪瓷缸中煮上麦片粥或是挂面，再与生活秘书叶子龙为他精心挑选的霉豆腐搭配，如此，一顿餐食便得以圆满完成。
1957年春季，毛泽东在即将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以及主持最高国务会议之际，连续两日未眠，仅进餐一次，且仅饮两碗麦片粥。鉴于卫士们不敢强迫其进食休息，以免触怒，负责值班的封耀松卫士面带忧色地接班后，轻声提议：“主席，您已有十多个小时未曾进食，是否让我为您准备一些食物？”
彼刻，毛泽东伸了个懒腰，眼中血丝纵横，疲惫之色已是难以掩饰。他强撑着声音说道：“无需再劳神费心，只需烤几个芋头便足矣。”封耀松原本打算劝他尝试其他佳肴，然而毛泽东一挥手，便转身伏案执笔。封耀松见状，便不再多言，遵从其意，取来几个芋头以解毛泽东之饥。
在胜利的曙光初现之时，毛泽东对山珍海味淡然视之，尤其对宴席并无太多兴趣。即便是在接待尊贵宾客之际，他也曾明确表态：“无需总是以山珍海味款待，这不仅浪费资源，也不符实用之道。”保健医生徐涛多次建议毛泽东关注营养，适当品尝美食，但毛泽东每次都礼貌地拒绝了这些建议。他的决心坚定不移，而他所阐述的哲理亦非轻易能被他人所辩驳。
“医生的建议，不可全然忽视，亦不可全然采纳。不听可能受损，若全听，恐怕我也会陷入困境。”
毛泽东“家丑”
毛泽东的服饰尤为朴素。在延安时期，他身着当地织造的粗呢子服，频繁以穿着打满补丁的衣物进行报告。直至前往重庆进行谈判，他才购置了两套较为体面的衣服。迁至京城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毛泽东体重增加，诸多旧衣变得狭小，无法再穿，于是他将这些衣物转赠给儿子毛岸英。然而，毛岸英身上的衣服亦常常是补丁摞补丁。
“家丑不可外扬。”
自是，对于部分特殊的外宾，即便内衣破损，亦能“外扬”而不顾，胡志明便是这其中的典型。早在1920年代初期，他便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与我国同仇敌忾。这位越南的领袖，将我国视为第二故乡。在拜访毛泽东之际，他更是成为了唯一一位得以敞怀摇扇纳凉的人。胡志明素以简朴著称，1950年冬季，他踏足我国边境寻求援助时，竟毅然决然赤脚前行。他与毛泽东并肩出示那件破旧的内衣，更是彰显了两人心灵的紧密相连。
“王师傅，主席所食之八宝饭，并非你所想象的那般。只需将大米、小米、玉米渣、绿豆、红豆、黄豆、蚕豆混合煮熟即可。想当年在长征路上，此种饭食常伴左右，主席对此情有独钟。”
众所周知，毛泽东对红烧肉的喜爱众人皆知。然而，王近仁回忆道，实际上他只有在心情愉悦时才会享用，且需提前告知厨师才能烹制；若未通知，即便准备好了，他也不会食用。当时，普通民众的肉类供应颇为紧张，毛泽东家庭也不例外，严格自律，并非每天都有肉食，更不用说红烧肉了。毛泽东似乎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每当他在决策上取得重大进展或成功主持完一场重要会议后，便会提出想要品尝红烧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