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实力增强。
在抗战的初期阶段，八路军迅猛地占领了山西的大片乡镇与农村地带，迅速建立起各级政权机构，覆盖了数百万人口。此举使得八路军的力量瞬间实现了质的飞跃。
战争落幕之际，中共已崛起为掌握百万雄师，足以与国民党正面抗衡的强大政党。
众所周知，八路军于抗日战争时期崭露头角，但其崛起的历程，却鲜有人能详尽道来。
或许仍有不少人士记得，山西曾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初期崭露头角的重要战场。
当时，日军进犯山西，中央军与晋绥军边战边退，八路军则是在烽火中奋勇向前，虽身处险境，却巧妙地在敌后创建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并逐步建立起政权。
看似简单的事情，实际操作起来却远非如此。
八路军之所以能在华北迅速布防，夺取众多战略要地，圆满实现教员所部署的抗日战略，这其中的勇猛与智慧，非一言两语所能充分阐释。
无论事情多么微小，仅凭空想终究无法实现，唯有脚踏实地付诸实践，方能有望达成目标。
切勿误以为教员之职责仅限于窑洞中谋划奇策、构思战略。实则，一旦投身于事业，教员之态度严谨至极，对关键人物与关键事件亦紧追不舍，毫不含糊。绝不放弃结果。
自1936年东征战事告一段落，教员便对刘少奇展开了紧锣密鼓的督促，敦促他加强对华北，尤其是山西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教员每日皆关注工作进度，近乎是日日催问。刘少奇在教员的催促下，亦感焦虑万分，于是他亦每日紧迫薄一波等同志，以求得工作成果与实际成效。
薄一波这些人也真有两把刷子。
等到七七事变前后，整个山西都快被中共渗透成筛子了，到处都是中共的人。
在山西省众多县政府中，主导地位的官员大多为共产党员。在牺盟会中，核心成员亦以共产党员为主力。至于山西新军的中高级军官，亦多由共产党员或预备党员担任。
在山西的乡村，左翼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这得益于共产党的积极宣传。民众的组织与动员，亦由共产党引领完成。即便是在军政要员的培训领域，共产党人也发挥着主导作用。
在山西陷落敌手之前，中共的势力已如星罗棋布般渗透至山西与绥远两地，其在政治与军事领域均享有显著的影响力。正因如此，抗日战争伊始，中共得以在山西迅速而顺利地建立起各级政权。
那么，问题随之而来，共产党人在山西如此活跃，难道阎锡山这个“山西王”只是坐享其成，袖手旁观吗？
说出来你们或许难以置信，当时中共在山西的最为强大的“保护伞”，实则非阎锡山莫属。
老蒋愤怒地诘问阎锡山，究系何人提议成立牺盟会，责令严惩！同时，日本人亦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指责阎锡山“通共”。
彼时，在山西军政系统的各级官员眼里，阎锡山俨然成了一个被迷了心窍的昏庸帝王，众多大员心腹苦劝阎锡山，让他打击中共的发展。
然而，阎锡山不仅置若罔闻，更是愤然抛出一句：“你们懂得什么！”
阎老西葫芦里卖什么药？
01
讲起红军东征。
1935年岁末，瓦窑堡会议圆满落幕，历经长征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曲折波折，红军终于看到了新的曙光，对未来重燃了新的期待。
尽管未来发展的蓝图已然清晰，然而现实中的物质条件依旧严峻。
鉴于陕北粮食供应紧张，物资匮乏，难以维持如此庞大的红军队伍，加之陕北地区贫困状况严重，发展前景黯淡，会议结束后，教员深思熟虑，认为还是应当渡过黄河，转战山西，那里的发展潜力更为可观。
说干就干。
1936年伊始，指挥官亲率部队渡过黄河，抵达山西。
本次战略的核心目标在于打通山西与绥远两省的交通，并与苏联实现互联互通。理想状态是在经济较为繁荣的山西地区稳固根基，进而与陕北地区形成联动，届时红军的发展空间将更为广阔。
当时红军兵力不过两三万人，然而教员并未对不敌晋绥军感到忧虑。在东征期间，他的诗情迸发，挥毫泼墨，创作出了《沁园春·雪》这一佳作。
对照教员的镇定自若，阎锡山不禁略显局促不安。
阎锡山是民国知名军阀。
军阀阶层分明，其中低层级的军阀仅知以武力夺取政权，此类行为人所共知，其依靠的唯有手中有限的兵力，别无他物，因而只能沦为最次等的军阀。
中游的军阀阶层，已开始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仅掌握军权，亦对经济建设略知一二。诸如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显赫军阀，均具备此等能力。
那些级别较高的军阀，其能力尤为出众，不仅精通经济之道，更能推动经济发展。阎锡山便是此类军阀的典型代表。
在山西主政长达数十年，阎老先生的确是手握两把刷子。山西，作为我国内陆省份，却在民国时期在经济发展领域独领风骚，领跑全国。其军事工业亦颇具规模，甚至让蒋介石先生都不得不向阎老西请教。
阎锡山能力强。
常言道，内行人洞察门径，旁观者只见繁华。阎锡山这位热衷于理论研究的军阀，在审视中共时，其视角亦迥异于同辈。他深入钻研过马克思主义理论。
曾力邀众多中共在平津地区的教授与学者赴山西举办学术研讨会，旨在从中汲取智慧，以丰富并完善自身的“中”之理论。
一个军阀去学马克思主义，目的肯定不怎么单纯，阎锡山很忌惮红军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人士，所以就想从理论中找到破解红军的办法。
其他军阀仅着眼于红军手中的数万枝枪，而阎锡山却洞悉了红军那令人畏惧的群众组织与动员能力。
阎锡山曾跟下属说：“盖共产党是挟思想、民众、政治、武力，而图夺取政权者。非思想不能抵抗思想，非民众不能抵抗民众，非政治不能抵抗政治，非武力不能抵抗武力。”
见解高。
02
1935年，红军抵达陕北，阎锡山由此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与恐慌之中。
你所目睹的一切，将塑造你的信念；而你的信念，将指引你的行动。
面对红军的武装力量，普通军阀往往选择以军事手段进行压制。然而，阎锡山却洞悉红军背后所蕴含的理论与主义，于是他转而在理论层面和政治领域施加压力。
阎锡山在民国军阀中堪称罕见，其对农村及农民的关注尤为突出。在他主政山西的岁月里，他推行了一系列针对农村和农民的政策，致力于将农民群体有效组织起来。当时，山西的社会秩序相较于其他地区，确实显得更为井然有序。
因此，阎锡山洞悉红军对农民的巨大吸引力，正因如此，他对红军进入山西充满了深深的忧虑。
在抵御共产主义势力方面，阎锡山独辟蹊径，摸索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与策略。
若言及老蒋在抵御共产主义运动时秉持的是“七政治、三军事”的策略，那么阎锡山则更侧重于“九政治，一军事”。
阎锡山认为，红军的可怕之处就是能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法，笼络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军事防共根本无用，主义的力量胜于军事，如若不能阻止中共对农民的动员，其他都无济于事。
因此，他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意图先行一步将土地收归公有，彻底废除土地私有制。如此一来，红军到来时便无地可分，从而消除了打击土豪的必要性。
即：我自行操作。
我决意不让你剥夺我的生命，我要自己动手改变命运，然而最终却走向了自我毁灭的结局。
再者，阎锡山先行一步，将山西民众动员起来，散播了诸多关于红军的谣言，用以恐吓民众，继而又组建了防共保卫团和倡导公道的团体。
这两大民众团体同样颇具特色，红军到来后，不正是承诺要代表穷人发声的吗？
我阎老西将先行推动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与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创建一个名为“公道团”的组织，率先将遭受苦难的穷人团结起来，确保他们得到应有的公正。我们以公道主义为武器，对抗共产主义的挑战。
而防共保卫团就是专门对付那些，有亲共倾向的人，将亲共的人打成坏人，举报有奖，抓到有赏。
为了在民众心中对红军树立负面形象，阎锡山特地编撰了六首反共歌曲，并下令各村务必在规定时限内熟记歌词。若村民未能按时掌握，则需当众接受相应的惩罚。
阎锡山的这套做法看似机智，实则是在自掘坟墓。
此等策略不仅将颠覆山西固有的社会架构，待新团体与新人材崭露头角，更将不可避免地与旧派系及体制持续引发冲突。实乃自作聪明，反遭其害。
良药变毒药。
琼浆变砒霜。
山西省的副省级领导人，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对于阎锡山的战略思维颇感困惑。他屡次敦促阎锡山强化黄河的防御体系，并增强军事部署。
然而，阎锡山已深陷于主义论争的泥潭，无法自拔。他对强化军事力量以抵御共产主义并无太多兴趣，而是全心全意投身于政治手段的防共工作。
一方面，他坚信军事防范共党的举措徒劳无功，对自身政治策略充满信心；另一方面，他亦不愿将军事力量分散以用于防范共产党。
鉴于当时日本人对绥远虎视眈眈，而绥远地处山西北部，宛如一道至关重要的门户。阎锡山迫切需要强大的力量来抵御日军的威胁。
然而，阎锡山所玩弄的这一套，在教员的视角中，不过如同孩童间的嬉戏，并未引起他的重视，根本未曾放在心上。
阎锡山对黄河防线的轻视，竟意外地使得红军得以轻松渡河。
03
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
红军成功突破黄河的天然屏障后，随即兵分多路，迅猛向东挺进：一支队伍攻占义牒，对石楼形成包围；另一支队伍攻克留誉，逼近中阳；第三支队伍沿河而上，偷袭柳林。
阎锡山未曾遭遇过如此局面，一时之间竟感茫然失措。面对十几万人的蜂拥而至，他竟无法阻挡那仅有数万的红军。
往昔自创的那些所谓坚不可摧的计策，自认为固若金汤，然而面对真正将土地分给穷人的红军，这一切不过是徒劳无功。
教员巧妙施展“麻雀满天飞”之计，使得阎老西束手无策。
在这段时间里，张学良向阎锡山发出电报，提出愿意协助剿灭共产党，然而阎锡山并未领受其好意，反而痛斥张学良心怀叵测。
阎锡山心生疑虑，认为红军渡过黄河之举乃老蒋与张学良共谋之策。二人向来倾向联俄，一旦张学良的电报传来，阎锡山便坚信，幕后操控的推手正是他。
张学良在政治领域显得略显稚嫩，难以保持冷静沉着。
在回绝张学良的恶意企图之后，徐永昌曾提出让蒋介石的中央军进驻山西，这一建议同样遭到了阎锡山的拒绝。阎锡山坚守阵地，除非形势迫不得已，否则他绝不允许蒋介石插手他的势力范围。
相较之下，老蒋却极为沉稳，尽管他已将入晋的部队悉数安排妥当，却始终未对阎锡山发起攻势，默然不语。
战略定力胜过张学良。
眼见红军在山西展开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似乎意图在山西扎根定居，阎锡山焦虑万分，即刻下令调动晋军全力阻截红军。
三月之初，阎锡山紧急调动两支纵队，合计八个旅的军队，将他们集结于汾阳、孝义、隰县一带，旨在孝义西部的兑九峪地区与红军主力展开一场决战。欲以人多优势吞并红军。
红军面对挑战，毫无畏惧，双方在兑九峪蜿蜒的山沟中展开了激烈的对决，你来我往，互有攻守，最终均未能取得明显优势，遂各自撤军。
阎锡山始终坚信红军的理论与主义颇具威力，而对其军事能力则并不感到畏惧。
红军给予他接连两次响亮的耳光，这不仅是开展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更是军事上的行家里手。
历经兑九峪之役，阎锡山对红军已无良策可施，心中不免涌起一股无力之感。
恰在此时，老蒋伸出了一只手，面带微笑地对阎锡山说道：“遇到难题，不妨寻求中央军的援助。”
3月11日，徐永昌记。蒋先生来电指示，除黄杰所率之部队及关师全体人员外，更特别命令卫立煌率两师来晋助剿。”
老蒋洞悉时机，深知唯有此刻，阎老西方肯允许中央军踏入山西，亦能避免触怒那骄横的贼老扣。
此次肩负代表老蒋使命入晋的重臣为陈诚。尽管此行旨在援助阎锡山，但陈诚却刻意降低自身姿态，显露出仅愿寻求合作的意向。
陈诚忧虑自己身处高位，权重颇重，恐令阎锡山心生不适，滋生非分之想，遂言明自己将不久后离职，部队将由汤恩伯接掌指挥。
随着中央军的主力部队陆续进驻山西，教员察觉形势愈发不利，遂下令部队撤离山西，重返陕北。
此次东征，尽管痛失刘志丹这员勇猛之士，却堪称完胜而归。
红军已远去，而中央军却选择滞留于晋西之地，不愿离去。
正如教员所预见，随着东征的结束，山西的矛盾亦将呈现出新的转机。
04
请神容易送神难。
若请中央军协助驱逐红军，向老蒋求助，难道不需承担相应代价吗？
中央军不仅滞留未离，更积极笼络阎锡山的旧部，致力于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并在晋绥军内部暗中安插己方人员。
蒋介石向阎锡下达指令，命其集结十五个团，发起一场西征行动，渡河对共产党进行清剿。
而且，老蒋公然对晋绥军的高级将领李生达展开拉拢，委以此次西征的总指挥重任，并赋予他调动中央军的权力。
老蒋的举动确实令人作呕，让阎锡山深感烦恼，他直言道，即便不是败在红军手下，恐怕也会因这“草”字头而走向末路。
此刻，日本对华北地区抱有野心，通过操控伪蒙古国对绥远实施压力。绥远地处山西北部，是通往山西的门户。日本意图实现华北自治，而其首要目标便是夺取关键的山西地区。
鉴于山西地势险峻，若无法攻克此地，华北自治之举将沦为笑谈。
日本人在经济、军事及政治领域对阎锡山施加了沉重的压力。
阎锡山虽拒绝担任日本在华北的代言者，实则仍保有着一份民族情感与爱国热忱。山西之地，于他而言，乃是无法割舍的家园，其一生与山西紧密相连，已融为一体。
日本虎视眈眈，中央军又自纳入。
国民革命军、工农红军、日本侵华军，三军齐聚，目光所向，尽在山西。阎锡山不禁感慨：“我犹如在三条鸡蛋上轻盈起舞，任凭哪一条跌落，都不可。”
阎老西提前行动锄奸。
1936年五月，阎锡山派遣人员秘密暗杀了李生达。此后，他向蒋介石报告称，李生达遭遇刺杀，导致军心浮动，恳请允许推迟入陕的计划。
老蒋嘴角含笑，未发一语，倒是乐于目睹晋绥军内部的纷争不断。
李生达事件亦显露，阎锡山所承受的压力实属巨大。内忧重重，内部纷争不断；外患环伺，强敌环视，虎视眈眈。
阎锡山秉持其“中庸之道”的哲学，深信自身唯有在狭窄的缝隙中寻求生存之道。在此之际，他的思绪转向了不久前撤离山西的红军队伍。
经此东征，教员不仅让阎锡山深刻领略了红军的强大实力，更令他感叹不已。红军虽仅一两万人，却能与自己数倍之众的军队激战正酣，此情此景，令阎锡山心中涌起无限感慨。
阎锡山私下进行了一番核算，若红军的作战能力与日军相当，那么即便自己拥有十余万大军，亦难以对抗日军的寥寥数万之众。如此一来，这场战役实难取胜。
若红军的战斗力不及日军，那么连红军都无法战胜，便意味着失去了抗击日寇的资格。
一番商议过后，阎老西便萌生了借助中共之力，以制衡日军与国军对其施加的压力的念头。
在蒋介石与日军的联手施压之下，阎锡山这位向来坚决的反共分子，竟转而主动寻求与红军建立合作关系。
若红军未能彻底击败阎锡山，阎锡山便不可能主动寻求与红军的合作。
若红军未曾率先击败东北军两支师团，张学良或许亦不会寻求与红军展开合作。
世间便是如此现实，畏惧的并非是惹上的麻烦，而是自身的无力。若无实力傍身，就连被他人利用的资格也将不复存在。
唯有实力雄厚，方能赢得进入牌桌的资格；正如锻造铁器，关键在于自身坚硬。
此刻，教员在陕北洞察到阎锡山处境堪忧，正是拉拢之际。尽管双方曾有过一场交锋，但这丝毫不妨碍未来合作的展开。
时势所迫，阎锡山无选择。
教员洞悉一切，即便他刚刚亲自率领众人痛击了阎老西，但他深知，双方仍有望成为朋友。
阎锡山绝非愚者，实则睿智非凡。与智者交流，无疑是件简便之事，其中的得失利弊，你我皆心知肚明。
重返陕北之际，教员旋即转身，挥毫泼墨，撰写了一封寻求合作的信函，命被俘的晋军团长郭登瀛携此信函返程，转呈阎锡山。
伯川先生：闻蒋氏迫日甚矣，逼令晋军再次入陕，并派中央军暗中监控其后，足见蒋氏并无悔过之意……三晋军民无不同感愤慨。若先生能与我国共襄抗日，携手反蒋，则我国同仁乐意与晋军并肩作战，共筑抗日统一战线……国家危难日益深重，恳请三晋之士莫要袖手旁观。”
在强者看来，阴谋论显得荒谬不堪，若不洞察时局，暗中策划又有何价值？
阎锡山在接到信件后，心中已有动摇。他意图借鉴红军在群众组织方面的策略，以此增强自身势力，将山西民众的力量纳入麾下。同时，红军亦需借助阎锡山的宽容，在山西展开宣传，扩大自身影响力。
达成三项协议。
一、解除山西省内所有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与团体，诸如防共保卫团等。
二、解除陕北苏区封锁。
三、为满足双方需求，组织起一个抗日民众团体，这便是日后闻名遐迩的牺盟会。
互惠互利，双方乐意。阎锡山无选择，红军亦无选择。
天涯沦落人，何必曾相厌。
而在合作中谁能吃掉谁，利用谁。
那就要看本事了。
05
恰逢其时，身处北平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正设法寻求获释之道。
彼时，日寇图谋侵占华北，国民政府计划撤回其势力范围，同时，那些被囚禁的政治犯亦将随之被转移。
狱中负责事务的官员向薄一波等人提出，利用此次搬迁之机，可趁机予以释放。
需付5000元。
薄一波及其同僚们被囚禁于牢狱之中，已数年之久。尽管他们清白无瑕，犹如脸庞之洁白，薄一波却决意写信寻求资助。监狱的看守听闻此事后，欣然允诺全力支持，甚至主动提出将信件转交。
薄一波心生一计，他意识到或许有人能在短时间内筹集到一大笔资金。此人正是胡熙庵，他曾与薄一波同属一个地下党小组。胡熙庵曾担任造币厂的科长，长期与金钱打交道。
当前，胡熙庵以山西省政府经济统制处处长的身份公开露面，自身亦无多余资金。在收到薄一波的来信后，他立刻联络了在山西定襄的老乡们寻求援助。经过一番周折，最终找到了郭挺一。
郭挺一曾与薄一波同窗，早年亦为中共一员。然不久后，遵循反共启事，完成出狱程序，遭党组织除名。归乡山西，投奔阎锡山，在其麾下参与山西自强救国会的各项工作。会长一职由阎锡山担任，梁化之则担任总干事。
找到了阎锡山。
郭挺一跟阎锡山沟通，想让他掏钱，营救薄一波等人，讲了薄一波一圈好话，就差把薄一波吹上天了。
此刻，阎锡山正致力于组建抗日民众团体，急切期盼与中共携手共进，唯独缺乏一位称心的共党同志来主持这一项工作。
阎锡山听闻薄一波这位才子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同样是山西老乡，而且他们两地的距离并不遥远。即便是梁化之这位阎锡山亲自栽培的政治传人，以及幕僚赵戴文等一众亲信，也都纷纷力荐薄一波。
关键，薄一波是个年轻人，好拿捏啊。
阎锡山闻言即行，迅速为负责管理北平事务的军阀宋哲元，以及薄一波分别致信。
随即派遣郭挺一携带着五千银元前往北平监狱，其任务是接应薄一波返回山西，共同商议并推进保晋事业的发展。
正当此关键时刻，刘少奇亦特地委托他人致信薄一波等人，敦促他们尽快完成反共启事的相关手续，以便能够早日出狱。
这正是所谓时运降临，势不可挡。曾遭囚禁五年之久的薄一波，纵使平时竭尽全力呼喊，亦无法解救他们于困境。
待至预定时刻来临，外界人士纷纷争相营救他们，实乃时势造就英雄之举。
潮流涌动之际，若你具备才能，出头之日便指日可待。乱世之中，果然不乏默默无闻之辈崭露头角。
出狱不久，薄一波便收到了阎锡山寄来的亲笔信。在得到这封信后，他立即向北方局进行了及时的汇报。
刘少奇闻言，喜形于色，这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佳音吗？谁料想，你这位年轻人刑满释放后，这等美事竟主动找上门来。
时局正经历着剧烈的转变，日本意图灭亡我国，蒋介石仍旧坚持不抵抗政策，阎锡山亦在动摇之中。在此形势下，党的核心任务在于，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基层群众基础工作，另一方面则需积极构建和维护上层的统一战线。
刘少奇在负责领导白区工作时，高度重视构建和巩固上层统一战线的重要性。
他坚信，唯有竭尽全力争取合法身份，并妥善与上层建立良好关系，方能高效地开展宣传工作，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们是专注于渗透之道，而非陷入对抗的漩涡，所倚赖的是技艺，而非一时的怒火。
刘少奇跟薄一波说： “若错过上门的良机，便可能错失这一珍贵的机会。”
这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阎锡山将这一无与伦比的机遇直接指名授予了薄一波。
从某种程度上说阎锡山是薄一波的贵人都不为过，差点成为边缘人物的薄一波，拿到这个重点项目后，名字一下就被教员注意到了。
行走异乡，结识同乡便是依靠。阎锡山这位地道的富豪，对待同乡颇为厚道。
薄一波回忆：“自出狱数日，10月5日或许便重返了山西，在那地居住了二十余日。当时革命力量尚显薄弱，党内仅设有一个特科，他们便组织了一批人于车站迎接我。大约有十几人，人影稀疏。胡熙庵携同数人，邀我至其处暂住。”
阎锡山将薄一波召唤至身旁，旨在委以重任，令其担当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的领导职责。
他立志借助这个组织，将山西境内所有民间力量紧密联合，共同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救亡的伟大事业。
阎锡山个性独特，他秉持着“事不过三”的信条。
最初，该组织定名为“抗日救国同盟会”，然而，阎锡山认为直接提及“抗日救国”略显不妥，遂将其更名为“牺牲救国”。
在后来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之际，情形亦复如此，将原有的抗日决死队名称更改为抗敌决死队。
阎锡山行事遵循“中的理论”。“存在即真，需求即法。”无论何种条件，只要能维持我的生存，我便会与之和谐相处；若有人企图剥夺我的存在，我将坚决与之对抗。
及至抗日战争的中后期，阎锡山的家产几乎被战火消磨殆尽，他竟然与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结成了同盟。
06
恰逢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即1936年9月18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山西正式宣告成立。
薄一波抵达山西后，首要举措便是与阎锡山订立三项约定。他要求阎锡山负责牺盟会的日常运作，条件是阎锡山须承诺满足他的三个要求。
“首先，我的立场是专注于抗日事业，而避免涉及其他事务；其次，我坚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的身份不可更改，你也无权对我的工作加以限制；最后，我所进行的活动，需要得到你的明确同意。”
然而，阎锡亦有所要求，即牺盟会的一切活动均需以他的名义进行。在发表言论或处理事务时，可借鉴共产党的做法，但外在形式务必遵循阎锡山的风格。
“此乃阎锡山的钱袋，内藏共产党的粮草。”
你我互相利用，你似乎以为已稳操胜券，而我亦深信你已对我有所倚重。
这里有一个问题，阎锡山知不知道薄一波跟郭挺一不一样，他履行的是假手续，不是真手续？
诸多学者对此表示困惑，然而，据薄一波的追忆所载，阎锡山实则对情况了如指掌。
明了重用薄一波的缘由，便在于他凭借这份伪造的证件，能够规避诸多困扰。
在山西逗留了一个多月，薄一波搜集了充足的信息，随即返回北方。他对刘少奇进行了详尽的汇报，并据此制定出一份指导未来工作的纲领。
刘少奇交待薄一波，不要害怕跟国民党上层走得太近，去了之后第一步是站稳脚跟，他们爱听什么话，咱们就说什么话。
阎锡山不听的，不说。需掌握实际领导权。
在临别之际，刘少奇额外指派了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人，与薄一波一同前往太原。同时，他还赋予薄一波一项特殊使命——营救王若飞。
原本，薄一波与梁化之曾谈及，王若飞乃我党之杰出人才，其地位与周恩来相当，一旦获释，便能协助牺盟会开展工作。然而，王若飞获释后，却急于返回延安，这让梁化之十分恼火，以至于他怒斥并将其意图重新拘禁。此事暂且按下不表。
薄一波重返太原之际，首要任务是重组牺盟会组织。会长一职依旧由阎锡山执掌，常委成员共七位，其中除梁化外，其余均由共产党员出任。
杨献珍亲自执笔草拟了牺盟纲领。纲领中原本提及“抗日救亡”，然而，阎锡山对其进行了修改，将“抗日”改为“抗敌”，同时，“收复失地”亦被其替换为“守土抗战”。
薄一波等同仁亦无执着，您愿如何言说便如何言说，只要人是我们的即可。
牺盟会是山西省政府的官办组织，干起事情来，便利很多，而且阎锡山还给资源、给支持，办起事情来就特别顺利，就连薄一波都感慨，事情极顺利，突飞猛进。
但中间也是有波折的，山西很多军政要员，都反对阎锡山用共产党人。
某日，万经国与赵传寿两位集团总司令率领部属，约七八十人，一同前往阎锡山面前陈词：“参谋薄一波实为共产党一员，一旦你承认其身份，我等便将陷入绝境，无路可走。”
阎锡山轻笑一声，说道：“你们哪里懂得其中的道理，现在结识这样的朋友尚且不易，等到将来，想要结交这样的朋友，恐怕连门都没有了，快些走吧。”
实锤了，阎锡山就是中共在山西最大的“保护伞”。
大革命遭受挫败之际，中共地下党何时曾有过此般优待？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区领导非但未曾组织军警来抓捕我们，反而为我们提供庇护，无论是口渴时递上一杯水，还是饥饿时送来食物，他们总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
何来新怨旧恨，在历史洪流面前，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笑谈。
07
革命年代共产党人最擅长革命斗争。
一气化三清。
红军的每一位骨干成员，堪比红警游戏中那无坚不摧的基地车。一旦寻得资源丰饶之地，便迅速展开，构筑起一座坚实的根据地。
自牺盟会成立以来，薄一波等同仁首要任务便是致力于人才培养，实现自我造血功能。
这显然远胜于老蒋的手段。老蒋入晋以来，惯用的策略不过是那三招：挖取墙角势力、派遣间谍、挑起内部纷争。
反复尝试，终究不过是一场零和博弈，全然只是存量之争，并无新增之量。
薄一波他们的行事风格迥异，他们一上手便着手开设各类培训班，班课接连不断，一波接一波。
牺盟会先后举设立了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以及村政协助员培训班和军政民运干部培训班等。
在阎锡山的严密监管之下，虽未设立党校，但其余各项事务均得以顺利进行。
村政协助员培训课程究竟有何作用，不妨让我们详细一谈。
该组织的活动颇似当下大学生热衷的“三下乡”实践，旨在组织学生及青年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其风骨颇显五四精神之遗韵。
村政协助员培训班吸纳了众多学员，选拔过程严格通过考试进行，重点面向太原地区的学子及部分乡村教师，总计录取约1000名。学员们首先接受为期10天的集中培训，随后便被派遣至乡村，投身于向农村不同阶层广泛开展宣传与动员工作的实践中。
组织形式与往昔开展工人运动的做法颇有相似之处，刘少奇担任指挥，薄一波负责执行。
村级协助人员进驻农村后，便着手将村民们召集在一起。
以十人小队为单位，众人共同推选出一人担任代表，此过程不断向外辐射扩散。与此同时，我们亦会选拔出杰出人才，将其引入军官教导团，以进一步培养和提升他们的领导才能。军士团培训，目标招生2万。
在短短三个月的下乡活动中，牺盟会的会员人数已激增至六十万，同时，培训班也因之招满了学员。
运用此法，仅动员一千名青年学子，便能撬动数十万民众，吸纳数万名杰出人才，从而成功完成了这一壮举。
这是阎锡山久慕的组织动员力。
随后，我们增设了政治工作人员培训班、冲锋上士培训班、妇女运动培训班，以及寒假与暑期培训班。
此外，至关重要的是牺盟干部训练班，该班别具一格，专注于培养牺盟会的特派员，其教育体系与中共一脉相承。
特派员的职责在于将任务分配至山西各区域，并亲自组织与领导这些任务的全面推进。他们致力于将经过培训的每一位人才，安置于最适宜的岗位。
总的来说，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来自本省还是外省，一旦加入牺盟会，便能够挑选到契合自身需求的培训班。在这里，他们不仅能习得抗日救国的实用技能，更可免费获得当今世界最为前沿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
在1937年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的地域影响力持续上升，呈现出一种迅猛扩张的态势。
中共以农村为基础发展。
阎老西将山西的农村之地，悉数交付中共以图发展，使得山西变成了独特的革命根据地，中共若非崛起，简直难以想象。
阎锡山或许未曾料及，昔日他拼尽全力，以中共之策抵御共产主义，然而数年光景过后，他却毅然决然地敞开大门，欢迎中共前来共同发展。
令人感慨。
在短暂的时日里，薄一波凭借牺盟会之力，培育出众多领导抗日救亡的骨干力量，从而逐渐构筑起了山西新派领导群体的坚实基础。
08
在成功培育众多军政人才的基础上，接下来的战略举措便是巧妙地说服阎锡山组建一支新军，这便是后来著名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观此情形，想必许多人已察觉，与阎锡山有关的机构，其名称均透露着一种别具一格的韵味。
这乃阎锡山之雅好，早年留学日本之际，他曾投身于铁血丈夫团，自此便对该类蕴含牺牲精神的名称产生了浓厚兴趣。
阎锡山亦心向往之，欲组建新军，尤为倾慕红军那般组织结构严谨、纪律严明的队伍。在与红军交锋之后，他迫切希望塑造出一支类似的精锐之师。然而，遗憾的是，他麾下缺乏精通此道的人才。
自七七事变爆发以来，薄一波向阎锡山提及组建军队的构想，阎锡山未加思索便予以应允。他承诺，武器装备及军饷等费用皆由山西省承担。然而，军队的制度需参照红军模式，且部队的高级指挥官亦需由阎锡山自行挑选。
薄一波将此事向上级汇报，上级亦为之震惊，纷纷表示未曾料想竟有如此美事发生。
新军势在必行，武器之握亦应掌握于己方手中。教员一挥手间，延安全力支持，待八路军渡过黄河之后，届时更将输送一批军事人才予之。
阎锡山渴望掌握高层领导权，而我们则追求中层与基层的领导权。
阎锡山自然不是易于欺骗之辈，他也曾在新军中掺杂不纯分子，但这根本无济于事。在组织建设方面，中共堪称独步天下，无人敢于与之争锋。
起初，决死队的核心成员仅有300名学子。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在阎锡山的批准下，队伍得以壮大，扩充至五个旅级单位，以及四个纵队编制。
决死队名义上归阎锡山领导，但政治上独立。我党委派及政工人员均为共产党员，同时，部分思想先进的旧军队军官亦被选送至抗大分校深造。
新军组建之际，刘少奇与杨尚昆自延安会议归来，便历经周折，抵达了太原。
自他们抵达后，便迅速着手夺取新军以及山西各县的领导权，积极派遣政治工作人才至各县，以参与各级政府机构的组织与管理事务。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牺盟会总部遂迁至临汾，刘少奇等领导亦在此地继续办公。
此刻，山西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敌方已占据山西大半疆土，晋绥军亦遭受了严重损失，逾半数兵力不复存在，旧有政权几乎全面陷入瘫痪。
阎锡山元气大损，此刻他手中已无足够力量，唯有将所有希望寄托于牺盟会。
如果说以前是阎锡山有意包庇中共在山西发展，等山西半壁江山都沦陷后，他对中共的发展近乎是纵容的姿态。
彼时，华北地区的政府机构几乎空荡无遗，国民政府的权力架构亦告瓦解。然而，在众多小城镇中，日伪政权尚未站稳脚跟，政权管理出现了一段空缺期。
此前，刘少奇派遣至山西各县的牺盟会特派员们，一经任命，便迅速掌握了众多县、区及村庄的政权。此外，刘少奇还精心筹备了一所县长培训班，选拔了40名特派员，旨在直接培养他们成为县长。
刘少奇对机遇的感知尤为敏锐，在那个时期，他心无旁骛，专注于政权运作，主要职责便是任命各级政权的领导者，并致力于培养各层级的干部。
在这方面，刘少奇与教员观点一致，均对政权和农村给予高度重视。教员在延安密切关注山西的军事动态，而刘少奇则专注于临汾的政权建设，二人各司其职，协同合作。
自然，某些县长、团长的任命需征得阎锡山的认可，但在此关键时刻，此举不过是走个形式。阎锡山已无倚靠，唯有依靠牺盟会。共产党所提名人选，多数已顺利通过。
政权拿到了大半，新军的领导权也基本拿到了，新军名义上是阎锡山的部队，但部队的实际领导权却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
在新军兵力达到巅峰之际，其编制多达五十个团，主力部队人数超过五万，几乎与八路军的规模相媲美。
随后，阎锡山察觉到已无力驾驭新军，遂决意亲自将其彻底摧毁。
自十二月事变以来，众多新军部队毅然更改旗帜，投身于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迅速融入八路军120师与129师的战斗行列。
八路军迅速壮大。
09
在抗日战争的开端，八路军迅猛崛起，迅速在山西境内广泛设立各级政权，这其中刘少奇的决策部署至关重要，而阎锡山以及牺盟会的贡献同样不可磨灭。
蒋介石曾追击堵截红军长达十年之久，意图在山西重演四川的故技，却未料到意外生变，阎锡山并非刘湘，而山西亦非四川。
被逼急的阎锡山允许中共在山西合法活动了一年多，让老蒋此前的努力功亏一篑，我党也就是在这段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
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台湾那边很多人都说国民党的最终失败，阎锡山要负很大的责任，他难辞其咎。
实则所言颇有几分道理，然而随之而来的益处，却是延安凭借自身能力所赢得的，亦随之流失。
谁让老蒋当初给了阎锡山这么大压力，在日军大举压境的时候，不帮阎锡山分担压力，还逼着他往中共那边靠呢。
老蒋过于自信，深信红军与晋绥军之间的矛盾无法弥合，同时，他误判已成为丧家之犬的东北军，将会与红军相互消耗。
两算盘均被教员化解。
阎锡山同样自信满满，自恃在山西经营数十年所积累的雄厚实力，足以左右共产党的动向，用以对抗更为强大的蒋介石和日军。然而，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
蒋介石与阎锡山均乃一时之选，然而，他们却共同面临了一位无坚不摧的对手——毛泽东。
还是教员最牛。
那么，作为那个时代重要角色的薄一波，他后来的境遇又是如何的呢？
1943年11月，薄一波抵达延安，出席七大预备会议，并首次与教员见面。
教员见到他说：“你是薄一波？”
又自言自语。如履薄冰。
随后，薄一波在党的七大上脱颖而出，成功当选为中央委员，其时年仅37岁，荣膺当时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之称号。
实至名归。